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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今日論衡之公民問政“捆綁式管理”
　　折射權力管控依賴
　　□木須蟲
　　父母無償獻血子女中考可以加分、申領駕照結婚證前應無償獻血一次、生育二胎要簽訂結扎承諾書、申領證件需到指定地方照相……這些看似毫無關聯的事，被一些行政部門強行捆綁在一起，不少群眾深感無奈：如此“捆綁式管理”到底是方便還是添堵？(9月28日《新京報》)
　　所謂“捆綁式管理”，即一個條件是滿足另一個條件的前提，甚至把原本許多不相關聯的事聯繫起來，以達到特定的管理目的。其中有不乏合理的初衷，如推動無償獻血，但是總的看來都是對公民權利的干涉，是為達到管理目的的懶政手段，互相鉗制，互為條件，以管理替代服務；其中更有非法的利益衝動，把行使公共服務、公共管理的權力與謀取私利對應起來，諸如“吃、拿、卡、要”之類的，都是直裸裸地要挾和損害群眾利益，滋生出權力腐敗，弱化公共服務效率。
　　“捆綁式管理”是行政權力管控依賴的產物，與“人在證途”所反映出來的種種弊端如出一轍，將諸多社會關係、利益關係簡化成純粹的“條件化”滿足，一方面使得政府管理社會之手伸得過長、管理過細，大包大攬；另一方面使得權力在行使過程中發生異化，變成部門利益甚至個人私利的工具。“捆綁式管理”所具有的強大慣性，折射出政府治理社會結構的單一，公民、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、表達利益訴求、參與公共決策以及監督公共權力的權力比較缺失，渠道不夠充分，游離在政府的管理之外，以被管理者的身份參與社會生活。
　　比如，倡議申領駕照、結婚證之前應無償獻血，對於公益事業而言自然是善舉，但是由行政機關以規章的名義出台，帶著顯性的強制色彩，再好的初衷也讓公民不適。相反，如果由社會組織提出，顯然更合適，沒有權力的背景，尊重權利自願的原則，可以實現最大公約數。又比如，眾多“捆綁式管理”的規定有的涉及顯性的違法違規，這些規定是怎麼出台的？幾乎每一個爭議的個案，背後都可以看出行政機關“權力自授”的影子，沒有關聯利益群體和公民的參與，沒有既定程序的約束，沒有來自法律法規層面的審查，所制定的規定焉能不會成為特定利益的工具？
　　根治“捆綁式管理”的種種亂象，首先要破除行政管控的思維理念，推動社會管理向社會治理轉變，從頂層設計上加速推動現代公共服務體系的構建。一方面穩妥推進政府機構改革，改變政出多門的狀況，簡政瘦身，變審批為服務，變管控為引導。另一方面把更多的關係交給社會去調節，放權給社會，充分培育壯大社會組織，促進社會微觀自治，讓社會舉辦社會事業。其次要充分賦予人民參與社會治理進行民主決策、民主管理、民主監督的權利，拓寬多層、有序的政治參與渠道。第三，要健全社會主義法治，建立法治政府，把公共權力關進制度的牢籠，固化在依法的軌道上，強化對人民合法權益的保護，給權力管理划出禁區。　　（原標題：“捆綁式管理”折射權力管控依賴）